历史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作者:加拿大28头条 2018-12-30 我要评论

中国的火炮对于朋友似乎更危险,而不是敌人。刊于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1842年7月9日,129、132-133页,第1卷。 德鲁里巷剧院里上演的飞刀节目。刊于《伦敦新闻画报...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“中国的火炮对于朋友似乎更危险,而不是敌人。”刊于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1842年7月9日,129、132-133页,第1卷。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德鲁里巷剧院里上演的“飞刀”节目。刊于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1854年4月7日,263页,第240卷。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正在中国采访写生的沃格曼(穿黑色上衣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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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皇家使团在巴黎。巴黎大酒店里的清朝厨房。根据穆兰先生的草图绘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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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日本军官夺取清军旗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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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有为的“李大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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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6年的“僵尸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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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时的“痞子李”。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黑龙江上清军炮攻俄国战船的情景。中国农历六月十六日,4艘俄国战船在黑龙江上四处窥伺敌情。清军将领识破了俄军的奸计并率军抗击,俄军大败,两艘俄国战船被大炮击沉。

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

意大利画报上的1907年北京-巴黎汽车拉力赛。

1842年5月14日,伦敦大街上一支举着“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,30 engravings,6 pence(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30张版画,6便士)”广告牌的200人队伍引起了围观。这期报纸创刊号拿下了2.6万的不俗销量,至1863年已达30万。要知道当时日报排首位的《泰晤士报》的销量也只有7万份。

九个月后的1843年3月,巴黎的《画刊》(L'illustration)以1.6万份的成绩创刊,它是法国第一份刊登照片的报纸。1907年,它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份刊登彩色照片的画报。

两份画报的轰动效应很快引来大批跟风模仿者,仅创刊就表明效仿两者模式的有:1843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刊的《新闻画报》、1857年在纽约问世的《哈珀斯周刊》,1873年在米兰发行的《意大利画报》。伦敦的《图片报》在1869年12月4日创刊伊始就将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作为超越对象。众多极富视觉冲击的大幅单页和对开版画及活泼的版式,给《伦敦新闻画报》造成了不小冲击。

这些画报图文并茂的报道方式,一改过去新闻报业以文字为主的呈现形式,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视觉转向。不过进入20世纪后,《泰晤士报》《费加罗报》《纽约时报》等传统报纸也纷纷插图化,特别是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,画报在图像上面的优势逐渐消失,《图片报》《画刊》《哈珀斯周刊》分别于1932、1955、1957年停刊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则苦撑到2003年才终刊。

1858年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特派画家沃格曼惊讶地发现,广州人“喜欢用《伦敦新闻画报》装饰墙壁和平底帆船”。1872年,另一位特派画家辛普森在北京的大街上发现了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售卖广告,上海的乌篷船内壁上也贴得满是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信息,让很多人误认为西方画报很关注中国。

的确可以说是西方画报催生了中国画报,著名的《点石斋画报》不单灵感来自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还直接照搬了不少插图。中国首份幽默刊物《论语》对英国《笨拙》的模仿更是深入。可如果从全球视野看,或者完整翻阅一种画报,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关注的中心还是他们自己,即使中国最受瞩目的庚子年,英国人显然更关注南非的布尔战争,法国人更上心中非殖民地的事情。

即便如此,西方画报留下的数据库级影像和报道,为我们重建近代历史场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细节,也给我们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大量完整鲜明的案例。至于木板印刷的精美版画,更是艺术从业者最佳的样本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,西方画报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报道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时局变迁在不断调整视角和姿态。因而,晚清时期西方画报对中国的报道,也可以根据几个重要节点划分出四个阶段。

第1阶段

对神秘的东方充满好奇

1842-1856年,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,西方世界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,猎奇心态浓厚。需要指出的是,猎奇、异域的视角一直贯穿画报的始终,只是后面的阶段有所减弱。

这一阶段,各家报纸在中国还没有通讯员和特派记者,当时中国还比较封闭,外国人很难进入。法国《画刊》在1846年8月22日的文中就列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:法国工商业代表埃德先生戴着假辫子,穿上中国人的衣服,才躲过中国官员的检查,进入苏州城考察。因此,画报使用的多是二手资料。

创办人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创始人赫伯特·英格拉姆(Herbert Ingram)印刷学徒出身,经营过报摊,懂得报纸销售,尤其擅长猎奇、追热点。他敏感地捕捉到,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必然给英帝国带来巨大商机,中国版画定会深受英国中产欢迎。《画刊》的创办人查尔顿是法国著名记者、作家,与雨果关系非同一般,他对销售的操作不如英格拉姆,但文学品位高于前者。

这一时期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大篇幅报道了中式床、利物浦的中国青年、裹小脚、“耆英号”兵船上的中国武术表演、到奥斯本宫做客的中国家庭、德鲁里巷剧院里上演的“飞刀”节目。法国《画刊》也关注到出国青年、裹小脚、茹浮华巷上的清朝矮人等,但更多介绍了中国城市与文化,并更进一步赞许:“但也不能由此认为中国人和亚洲其他民族一样,充满奴性。抛开帝制这个因素,中国人和我们一样,崇尚自由的思想。”“人民遵纪守法,服从政府的统治,这让人联想到父权制和封建统治的美好时代——那时的主人和仆人经常同吃同住,与我们如今因学历和财富的不同而产生的地位差别比起来,那时的社会似乎更加平等。”(《画刊》,1852年11月6日)

第2阶段

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

1857-1890年,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到长江教案前夕,西方媒体开始近距离观察中国,对中国的印象也大打折扣,但对已属强弩之末的清帝国的最后安静仍充满欣赏。同时博览会、中国大使的着重介绍也表明中国在稳步地走向世界。

随着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的签订,西方人在沿海和北京获得了居住权。1857年3月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第一个特派记者沃格曼抵达中国。沃格曼留下了数十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手珍贵资料,不单是中英参战人数及伤亡情况、攻克炮台名称及数量、火烧圆明园这些战争报道,还有各地风情民俗——香港跑马地、大禹陵、北京马车、潮白河上溜冰的小孩、中国春节等等。

而法国《画刊》则将多名士兵、普通军官发展为通讯员,黎峨将军秘书、甚至黎峨将军本人也为其提供插画。同时《画刊》总编与政府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,重要战役、签约仪式等关键时刻均派插画师、摄影师跟踪报道,至今读来仍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:“亲王脸色看起来很差,似乎急于将条约签完。他看上去至少有30岁,而实际上才不过25岁。从气色来看,他的身体似乎已经被鸦片和淫欲掏空了。他穿着极其简单,帽子上的顶戴花翎黯淡无光。此外,和所有漂亮的清朝官服一样,他身上暗色的丝质长袍上,双肩、前胸和后背上都绣着色彩鲜艳的龙。脖子上垂下来的朝珠,说不清什么材质,闪着仅有的微弱光芒。”

随着这些特派记者和通讯员的出现,画报对中国的专题报道显著增加,如赌博、城市街道、剃头、天坛等,较真实地记录了已属强弩之末的中华帝国的最后光芒。这样,很多旅行者尤其是耶稣会教士曾写的关于清朝的奇迹都大打折扣,但对清帝国的最后安静仍然充满欣赏,以至于不愿打扰。“在习俗上,清朝与欧洲没有丝毫相似之处,所以应该尊重它的本来面目,不要试图把它同化成任何其他事物。”(《画刊》,1858年5月22日)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时期中国使馆及博览会有不少篇幅表明,画报开始关注这个古老国家迈向世界的过程。对中国大使和使馆厨师、仆人,法国人充满了热情,并对使馆人员的素质、技艺高超的建筑师和工匠建造的世博会中国馆大加赞赏,给足版面(头版)和尊重:

“公使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,每天八点钟起床,由仆人伺候更衣,然后喝茶、抽烟、听翻译读报。他们选择的报纸都是巴黎地区发行量最大的,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自己的报道,甚至会觉得世上有趣之事莫过于此。有时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评论,他们还会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当然,那些评论基本上都是善意的。”(《世界画报》,1869年1月16日)

第3阶段

从神秘国度到野蛮国度

1891-1901年,也即从长江教案到庚子事变期间,西方画报主要聚焦三个事件:“长江教案”(1891年四五月间,九江、宜昌、扬州、芜湖、无锡等地接连发生焚烧教堂、杀害教士的事件)、甲午战争、庚子事变。它们对晚清的印象也从神秘向野蛮过渡——百姓野蛮、官员狡诈阴险、政府缺乏诚信,国际地位一落千丈。除去甲午战争,画报几乎都在讲述百姓如何野蛮、官员如何阴险。

针对长江教案,《小日报》首次出现了中国的彩色图像,且是两个大版,应该是强烈谴责了。“他们先用钩子互相练兵,互相残杀。按照惯例,他们先从基督徒下手。我们的图画中就展示了这一恐怖的场景,而这帮中国人就是这场屠杀阴险的制造者。不过,他们也自相残杀,以便给自己的祖国减轻过重的人口负担。”(《小日报》增刊,1891年12月19日)

接着就到了甲午战争,《小日报》(增刊)仅刊登了4张中国影像,其中一张是一幅日本画。“过去,只有少数的饱学之士才了解日本人创作的珍品。如今,这些矮小的黄种人不仅令他们的邻国大为震惊,也惊动了全世界的人民。”(1894年10月29日)关于甲午,在其他非彩色法国画报中也可看出法国人对日本的极力赞美与推崇。之前很多学者认为是日本的战争营销做得好,其实法国人帮助日本训练军队及警察的因素可能更重要。“我们了解日本的进步,尽管看到我国的失败,日本还是要求我国军官在战后为其训练一支军队。”(1895年1 月6日)同时法国人也不忘拿中国人自己的画讥讽。

最后的庚子事变基本是加强版的长江教案,无论是法国画报,还是意大利画报,陈述的都是义和团的各种“野蛮”,以及如何惩治义和团以拯救传教士和使团人员等。意大利总共派到中国大概二千人,却刊登了50张大幅彩照。可见庚子事变对欧洲冲击之大。

关于李鸿章的报道,西方则将李描绘成玩弄权术的丑陋小人。而19世纪70-80年代,李可是与格兰特比肩的挽救民族国家的大功臣,“在清朝,没有谁比他更杰出、更有权力、更懂得处理外国人事务。”(《远东》,1876年9月)不过即便庚子战败,画报对于李,也可以说中国仍存有一丝敬重和惋惜。除去法国,由于帮日本训练了军队和警察,大家都不太认为日本能战胜中国,所以留下了很多大捷的中国画报。

第4阶段

走向现代的中国

1902-1911年,从两宫回銮到辛亥革命前夕,这十年,画报分量最重的无疑是日俄战争,但除了中国风景及少量中国人的身影外,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他中国存在。值得注意的是,画报有意识地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。

对于到法国参观学习、受到总统接见的改革代表团,《十字架画报》给了整版报道,称“仅仅在几年前,我们还同意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墨守陈规、思想僵化、被2000多年传统和习俗禁锢的民族,而如今事情已经不再如此。大家一致认为:中国觉醒了。既然中国龙已经苏醒,‘黄祸’可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。”(《十字架画报》增刊,1907年4月7日,星期日,第328期)

“几周以来,一个中国使团游历了法国,参观了我们重要的港口、兵工厂及工厂……市政代表引导他们穿过市政厅的各个房间。当路过议会厅时,使团的一位成员突然走上主席台,微笑着发表了一番有趣的演讲,受到了大家的好评。中国人真是爱开玩笑!”(《小巴黎人报》文学增刊,1906年5月20日,星期日,第902期)这样的报道也显示出友好亲切。

西方的许多描述,尤其是对历史现场的观察,对历史参与者表情和心理活动的描绘,是中国历史资料最欠缺的部分。正是有了这些速写和文字,我们还原历史才有了更多可能。不过,如果就此认为西方画报认同中国的现代化,显然操之过急。匪患、抢劫的报道也占很多篇幅。1907年北京-巴黎的汽车拉力赛,不论是法国,还是意大利、英国的报纸,均给了不少版面。

进入20世纪,随着电报、电话等通讯技术以及轮船、火车等交通工具的进步,特别是便携盒式相机的普及,西方画报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时效、立体、鲜活。

由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大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摄影师只得选用傻瓜相机,同时缩减专栏和文字解读,以求时效性,因此画报慢慢成了摄影周刊。不过《伦敦新闻画报》《画刊》在20世纪20年代仍有不少关于中国的高品质照片和报道。但这只是最后的辉煌,30年代便开始有画报停刊,四五十年代更是大批凋零。至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躺在欧洲的古旧书店、或者乡村图书馆中,等待着被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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